我的心遺留在指南山麓

最近得知108新課綱國文選文已有版本選錄顧玉玲〈俊興街二二四巷〉，正出自兩年前我曾經讀過這本涵蓋多元文化主義，並以移工及勞動權為主題的好書 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 ，茲將當時所撰心得予以分享。 在閱讀 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 之前，「逃逸外勞」這個詞彙仍是在網路新聞上隨時有最新新聞的關鍵字，例如今年三月在中國時報「地下仲介猖獗　逃逸外勞逾5萬」一文內，即提到：「美國公布人權報告指控臺灣歧視外勞，據勞動部資料統計，行蹤不明的逃逸外勞，2016年已有5萬3734人，但同年僅查獲2萬678人，勞動部估計，平均每100名外勞，有4人會逃跑，目前至少有超過5萬名逃逸外勞藏匿國內，從事非法打工，也影響治安。」[1]勞動部簡約的說法，立刻說外勞們「也影響治安」，讀了指定讀物後更是感慨良多，因為勞動部的發言，正好坐實官方也在歧視外勞的事實，距離作者撰寫本書約莫近10年過去，似乎也沒有太多改變，難怪美國的人權報告會如此定調，也不足為奇了。 顧玉玲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一書，故事主軸涉及 群體成員身分（group membership） 為「外勞」的菲律賓人士，外勞在臺灣沒有被善待之現象，有：被仲介剝削、被雇主控制、被視為野蠻人、扣留護照與押金、強迫儲蓄、不自由等情況。本次閱讀範圍，主要是中第二部分〈漂浪之歌〉及第三部分〈問長路〉，這兩部分主要講述一群NTN（逃跑外勞）的故事，外勞之所以逃跑，的確有少數人士被繁華的臺灣社會給誘拐（例如第233頁以下，臺籍重度脊隨身心障礙者令狐楚之外勞伊達，雇主善待伊達卻遭其拋棄），但絕大多數，都是受不了雇主的 馬克思（Marx）「階級剝削」（exploitation） [2]——輕的像超時工作[3]及沒有休假[4]、強加不合理之工作[5]，重的有性騷擾（如第142頁以下長期被雇主性騷擾之女孩），甚至有性侵（如第143頁被性侵一整年還被誣指偷一千元的尤莉）等等，工作的繁重危險，基本人權飽受侵犯，尤其在合法前提下，現行法制形成雇主、仲介及外勞三者間之緊密連結，有時候淪為「弱弱相逼」[6]之窘況，往往造成「雇主可以換工人，工人不能換老闆」之不自由狀況，外勞擔憂來臺前付出大筆仲介費將化為烏有，而無法與雇主、仲介對抗，尤其「不良」的雇主更是充滿階級與種族之歧視，為了剩餘價值最大化剝削外勞，使得外勞儼然成為奴隸，形成勞動異化（

一、多元文化主義被稱為群體導向之政治哲學 　　多元文化主義（ multiculturalism ）探究社會中存在哪些不同文化群體，並追求實現群體間的對等關係，須有對等關係，才有機會出現多元。多元文化主義之所以被稱為一群體導向（ group-based ）之政治哲學，主要係立基於各個「族群」（ ethnics ）間的肯認差異，因而主張「差異的公民資格」（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），並強調「差異的公民認同」（ civic differentiated identity ），希冀能夠立於弱勢群體立場發言，從而能為弱勢群體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及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。由此，多元文化主義論者呼籲要能正視社會上各種異質性存在的事實，並據此矯正對弱勢群體之歧視現象，進而主張以「差異原則」（ differentiated principle ）保障社會中一些較差階級的利益，如此方能確保並維持各個群體間之共存共榮。 　　從而，社會上擁有相近生活風格與生活處境的一群人構成所謂的群體（ group ），這些人有某些共同目標與共同遵循規範，彼此互相認同，承認彼此為該群體成員，具有群體成員身分（ group membership ），常見以族群、性別、階級等不同文化群體為主題加以分析。 二、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對多元之不同立場 　　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對「多元」所採取之立場，重視個人自主（ autonomy ），故強調每個人可以自由表現多元，主張國家不要干預，強調每個人彼此的相同性（ sameness ），所以應被同等對待。 　　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，對「多元」所採取之立場，重視分析社會中，主流群體與邊緣群體之權力不平等關係，批判分析是否有群體遭受壓迫？缺乏發展機會？如有之，應積極提供權利，以去除壓迫，才能真正呈現多元差異。 　　兩者之最大差異，在於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對差異採取消極中立的態度，關心的是個人差異；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對差異採取積極作為的態度，關注的是群體差異。 三、舉國內外法令政策，說明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之差異 　　茲以國內 2017 年 2 月 18 日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》（以下簡稱劃設辦法），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限於公有土地，排除私有土地，使

李崗監製、許明淳導演的《阿罩霧風雲Ⅱ：落子》，這部電影主要透過臺灣「阿罩霧（ Attabu ，今名霧峰）林家」 [1] 三位主要人物：林祖密 [2] 、林獻堂及林正亨的經歷，重現在兵馬倥傯的大時代中，渠等根據自己信念抉擇人生的下一步，而有不同的際遇及後果。其中，林家下厝系的林祖密選擇前往中國大陸，投入國父孫中山革命志業，最後不幸遭直系軍閥孫傳芳下屬張毅殺害；林家頂厝系林獻堂在臺灣扛起家族責任，並成立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，以文化致力啟蒙；林祖密之子林正亨則選擇投身共產黨，爾後在白色恐怖時期於馬場町遭到曾經投效的國民黨政府槍決。片名「落子」來自圍棋術語，呼應林獻堂本人熱愛圍棋之故，此命題點出歷代臺灣人當局者迷，以為是棋士，殊不知只是列強操控下的一顆棋子 [3] 。 電影中呈現日本政府對臺灣強而有力之統治，行政、立法及司法三權皆由臺灣總督府所掌控，這些涉及殖民時期臺灣的政治制度運作，有關行政部分例如總督府初期的統治策略採兩面策略：亦即籠絡士紳的懷柔，又選出保正甲長嚴格監控臺灣人民 ； 司法部分則有林獻堂等人為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之後引起的「治警事件」而遭到司法審判的部分。另外關於選舉部分，亦提到 1947 年陳儀宣佈暫緩臺灣地方選舉的史實。 此外，當中國大陸遭軍閥割據時，國際間「民族自決」興起，林獻堂遂主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有關民族自決部分，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，係指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，在沒有外部壓迫或干擾的情況下，人民可以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，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的發展。 日本在殖民時期推行同化政策，及後期演變成皇民化政策，涉及政治文化及政治社會化的議題。林獻堂在皇民化政策尤烈之際，仍創辦「霧峰一新會」傳承漢人文化，顯見其不忘本之心志。 而國共內戰過程中，林正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亦耐人尋味，其之所以從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的心路歷程實值得探究。林正亨曾效忠國民黨政府，卻在滇緬作戰時，身負重傷未得到部隊的妥善安置 ； 寫信給蔣中正，希望表彰父親林祖密之義行則未獲回覆。從而，像棄子一般的林正亨選擇投靠共產黨的妹妹林雙盼。尤其在滇緬作戰時，曾經從死去的日軍身上搜出日本太陽旗，上寫著「臺中師範學校」，以及臺灣鄉親的祝福，本為同根生，在異地卻相煎何太急，這是何等地諷刺？這令林正亨不勝感慨，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同胞相殘窘況，可肇因於 1942 年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

壹、緒論 貳、瑪麗‧道格拉斯《潔淨與危險》（Purity and Danger）理論概述 參、鬼怪、魔神仔之概述 肆、鬼怪、魔神仔之污、淨分析 伍、結語 壹、緒論 本文主要採用理論為：瑪麗‧道格拉斯（ Mary Douglas ），〈污染象徵秩序〉，收於： Jeffery C. Alexander 、 Steven Seidman ，《文化與社會》 (Culture and Society) ，吳潛誠編（台北：立緒， 1998 ），頁 186-193 ，合先說明 [1] 。 本文的研究主題主要涉及宗教人類學研究，蓋此領域研究涵蓋以下概念，包括：純淨與污染（包括飲食與身體接觸的禁忌）、犧牲獻祭、入會儀式、通過儀式、異象追尋、朝聖、神靈附身、先知、學習、祈禱與道德行動 [2] 。而本文特別關注的「鬼怪、魔神仔」案例，則除了純淨與污染外，更擴及到異象追尋或神靈附身等領域。 貳、瑪麗‧道格拉斯《潔淨與危險》（Purity and Danger ） 理論概述 道格拉斯指出，對污穢的古老看法為：「污穢是脫序的事物。」污穢涵蓋了所有被制度化系統排斥的事物，污穢是象徵系統分類下的副產品。其定義汙穢為「錯位的事物」（ matter out of place ），而且是在秩序管理的過程中，所需要摒除不合宜的成分。而這樣的象徵，不僅是一種身體上或物質事物上的秩序，也包括對時間與空間的規範 ； 象徵秩序的創造與確立並不總是存在，異例與模糊性往往挑動著新想法 [3] 。作者認為污穢是相對性的概念，如鞋子不髒，但放到餐桌便是骯髒，認知早就被先驗所決定，感知主體在所有感官刺激中只選擇我們所關心的，我們所關心的又是被尋求規律的傾向所主宰。 透過感知，每個社會有其獨特的分類，進而建立了一套模式或者建構了一套秩序，換言之，每一種文化中都存在一些關於自然秩序的概念，而所謂的自然秩序是一種分類系統，它能讓我們充分理解身邊的世界。而這個分類系統，至少包括兩種系統： ⑴ 社會的準則，亦即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，並不只是規範行為，還更基本地將事實區分為形式與結構，即構成人類基本思想的形式； ⑵ 規範存在更根本的層次，是事物根本的定義，這獨立或先於道德判斷 [4] 。但隨著學習過程或認知上的轉變，模式也會有所改變，既定秩序將發生變化，這些改變使得原有的認知結構必須做修正，有

  中文摘要 　　氣候變遷是當前重要的議題之一 ， 已影響到人類與萬物所依存之自然環境。為人類永續發展之所需，相關法制亦須隨之因應及調整，本文所關注之自然保育法制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制亦然。 　　本文所關注之自然保育法制，係以「保護區」作為討論焦點，其定義乃參酌 《 生物多樣性公約 》 第二條、世界自然保育聯盟（ IUCN ） 1994 年發表 《保護區管理類別指南》之定義 ，本文認為符合前揭定義之我國法律，概有文化資產保存法、國家公園法、野生動物保育法、森林法及濕地保育法，其中文化資產保存法之「自然地景」，更同時兼具自然保育及文化資產保存之目的。本文首先闡述氣候變遷法制與生物多樣性之相關法制，基於國家保護義務、預警原則（預防原則）之論述，證立國家有義務設置保護區以維持生物多樣性，並逐次以氣候變遷法之視野，分析我國自然保育法制之沿革、內容、問題及改善之道。 　　於文化資產保存法制部分，則以古蹟保存為研究核心，僅指 《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》中之有形文化遺產， 本文茲以「高雄旗山堤防案」引起之行政爭訟作為探討核心，欲證立文化資產保存與因應氣候變遷採取相應措施間並不衝突，應可並存。 　　本文以氣候變遷法之視野，分析自然保育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制，亦著重在政府組織改造、機關權限分配、在地居民生存權與文化權之確保等議題，希求未來在因應氣候變遷問題解決之面向上，國家法制能夠妥適地維護自然之生存基礎，俾利多元文化得以永續充實人類之精神生活。 關鍵字： 氣候變遷、自然保育、生物多樣性、保護區、文化資產保存、古蹟保存 Abstract 　　Climate change is a crit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. It strongly affec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upon which the ecosystem and society depend. In order to achieve “sustainable development” within a society,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cile the legal system with the purpose of “sustainable development.” In this thesis, the “Nature Co

  中文摘要 　　「婆娑之洋，美麗之島」（ Ilha Formosa ），臺灣四面環海，位於洋流交會處，而有豐富之海洋生物多樣性；又位於季風亞洲，周圍海域不僅為國際著名航道，也因海難頻仍，而有許多被喻為「時間膠囊」之水下文化資產靜謐地躺在海底，這些都是人類珍貴的寶藏。因此，以「海洋保護區」制度，進行海洋自然保育及水下文化資產保護，實有研究之必要。 　　本文所稱「海洋保護區」之概念，其定義主要參酌以下三端：第一、 1992 年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》第二條，及 2004 年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秘書處建議報告；第二、 1994 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（ IUCN ）出版《保護區管理類別指南》，與該聯盟 2008 年就「保護區」之定義；第三、 1988 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（ IUCN ）第十七次會員大會第 17.38 號決議定義之「海洋保護區」，與美國及澳洲對「海洋保護區」之定義。歸結以上定義，足以證立「海洋保護區」是能兼容海洋自然保育與水下文化資產保護為一爐之概念，其所建構之法律制度，是人類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及保護水下文化資產之重要利器。 　　爰此，本研究透過爬梳國際上與「海洋保護區」概念相關之國際文件，包括直接提及「保護區」之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，或與「海洋保護區」精神大致相符之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，以及提到「現地保存」水下文化遺產之《聯合國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》等國際文件，並 分別從國際法及公法學之視野切入探討與海洋保護區相關之理論，確立「海洋保護區」法制建立之必要性並充實其意涵。 　　緊接著，有鑑於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，乃介紹世界上兼容海洋自然保育及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於「海洋保護區」制度內之國家，包括：美國、澳洲、中國大陸等之實踐，尤其美國 1972 年 《國家海洋庇護區法》、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之「多重使用區劃方法」制度卓然有成，可作為我國建置海洋保護區法制之借鏡。 　　之後，爬梳我國與海洋保護區相關之法令，探討我國海洋保護區法制之現況及相關問題，另著重在國內最具代表性之海洋保護區，亦即由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所管轄之「東沙環礁國家公園」及「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」之相關議題。 　　分析我國海洋保護區法制之現況後，可以察覺目前國內保護區法制尚未統合，主管機關眾多，其權責及協調機制時有不明確之處，迭有爭議發生之可能，本文則取向未來，首先鑑於劃設保護區此一對物之一般行政處分，對權益